[112] 柯华庆：《论人民民主法治》，载于《远望》2021年4-6月号。
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君主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毋庸置疑，法家轻罪重刑显然背离了法治原则。其二，专任刑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里的法为本，对应的是道为常，不是拿法与势、术进行比较，不存在论定法、势、术三者孰为本孰为末的语境。后人说到法家，大多指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韩非）之著作。他们都是执掌刑事立法、释法、司法大权的帝国法务大臣、法曹官吏。
论者或曰，历代统治者搞的都是外儒内法，徒以儒家仁义装饰门面而已。这三条中，前两条讲的是法家的治国之术，第三条无关治国。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何以20世纪上半叶的汉语法学一度形成视法学为权利权力之学的萌芽，但终于还是由权利义务法理学居优势地位的格局。
对这个话题以及相关问题，笔者一度做过些研究，近年来又有些新思考，现试在其他学者和本人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再次撰文表达些看法。在以宪法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律制度中，权力的地位集中体现在中国现行《宪法》序言第五自然段和第2条的下列规定中：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份纪要原本是笔者整理的，只是没有署名。稍早他们只是较简单提及，说现世文明诸国之法律，咸以权利为本位。
[12] [日]奥田义人等：《法学通论》，张知本编辑，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第92-94页。[21] 白鹏飞：《法学通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第163页。
又如一百多年来将法律关系片面解说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提法，也应该被法权关系的提法所取代。教科书的作用，在于使学生迅速熟悉那些当代科学共同体认为他们已知道的东西。[[26]]邱汉平是东吴大学法理学教授，他的法理学讲义和正式出版的教材，也是将权利义务平行地放在章的层次做标题和解说全部法律关系的。相对而言，表现出这种学派倾向的日本法学家数量显得最多，奥田义人和更晚一些在汉语法学界很有影响的美浓部达吉的有代表性的基础性法学著作或教材，采用的都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体系。
[15] 参见岡村司：『法學通論』，和佛法律學校明法堂1900年版，第190-266、363-531页。原载于 《法学》第9期 [内容摘要]现代汉语法学的核心话语形成于20世纪前期，一百多年来并无明显变化。到J.拉兹（1939-2022），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关注、讨论权力的力度已经总体上超过了关注、讨论权利的力度。[[48]] 要看清百年来的权利义务法学认定的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等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发生了较大程度错位的现实，还应知晓一个道理：在任何现代立宪国家，权利与权力在宪法、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
以中国人为作者的第一本法学通论教材是留日归国学者孟森编写的，该教材很简明，它在章标题层面把权利及义务并列，从权利义务角度解说全部法关系。这种做法在论述法律关系的时候表现较典型。
[[54]]但拉兹常态化地将权力分为基本权力（basic powers ）与其他权力并基于这种分类讨论权力，显然是试图提升一部分权力对权利的相对学科地位，以实现权力与权利分类的对称和平衡。时代在进步，1980年代末基本沿用自同一世纪上半叶的汉语法学权利义务核心话语与中国当代法律实践的适应状况如何，很值得研究。
（3）《宪法》第4章规定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其中国旗、国歌、国徽是关于权力象征的规定，首都是关于行使最高权力的机关的设置地点的规定。从社会发展阶段上看，有较多相似性，由国家或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体量和所占比例不是很大，权力在法权结构中所占比例也不算特别高。三、汉语法学核心话语应然的选择依据和选择范围 法的一般理论的核心话语的形成依据，从总体上应该是其所处国家和时代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状况，即一国当代的法律实践，前者应该是对后者的理论反映。宪法的这些结构性要素是包括保障公民各种基本权利的宪法相关法和民法典在内的全部法律保障制度的根据和基础，具体涉及自然人、法人的权利、自由、正当个人特权和个人豁免等广泛的方面。可以说，确认权的法学基本研究对象地位，当代中文法学现代化就有了与中国法律实践相契合的理论前提和基础。以这样来路不明的权利而不是基于中国传统形成的权利一词为核心范畴的法学，[[66]]不可能真正是中国本土的和本民族的法学。
[11] 参见山田三良：『法学通論』，明治大学出版部1919年版，第200-203页。法权在中国宪法、法律文本中的直接表现，就是作为单汉字名词的权，更形象地说就是写进了各种法律条款的权。
夏勤：《法学通论》，正中书局1946年版，见冯玉军等主编之《夏勤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1页。仅仅其外延一直飘忽不定（如不确定是否包含权力），就给汉语法学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長穀部恭男(早稲田大学)：『法律學の始発駅』，有斐閣2021年版。而且，或许并非巧合的是，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直到1947年宪法，其中都有权利义务的规定，差别只在于有的上了章标题，有的没上章标题。
这是民国时期事实上普遍的做法，当时有代表的提法是：权利义务之观念，在法学上甚为重要，盖法律之任务，即在规定权利与义务，故现代一般通说，皆以法学为权利义务之学也。近年有学者做了为什么法学是‘权利之学而不是‘义务之学的设问后，从人民已是权利主体的角度，重新肯定了法学是权利之学的认识。不论从哪方面看，当代汉语法学都不应该继续在基本研究对象定位问题上抱守老旧的权利或权利义务法学之残缺。反之，如果上述法学基础性出版物有权力概念并与权利并列，尽管在学理上是应该的，但从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上看，却是不太合适的。
[16]［日］梅谦次郎：《法學通論》，陈进第编辑，上海丙午社等1912年版，第124-125页。所以，基于唯物史观，当代汉语法学的核心话语应当从如此选取的基础性法现象的上述六个分析单元的范围内确定。
[18] 杨廷栋：《法律学》，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分别见第 3-9页，51—55 页。这重意义的权利不是法律权利，只是一个推定的政治概念，而法律权利属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两者内容有根本差别，必须严格区分开。
[36] 徐显明：《中国法理学进步的阶梯》，《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48页。[44] 参见本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32页。
每次在革命的背景下重建历史的开端，这种重建通常由革命后的科学教科书加以完成。基于以上三方面基本事实，遵循任何科学学科都有的将基本研究对象尽可能单纯化同时又全覆盖的要求，法学一般理论研究在确定基本研究对象时必须将权与对应义务区分开来并选取权为基本研究对象，权包括法定之权和剩余权。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与此相联系，以公共财产为物质支撑的权力的体量和在法权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自然都比较少，因而在法学上被放置在权利的名称下，尽管不甚合理，但不合理程度较低，不太引人注目。
据笔者初步统计，过去三十余年里采用这种法律关系论述模式的汉语法学基础性教材种数，占全部同类教材种数的比例，至少高于八成。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另一种流行的基础性法学教材对权利义务的安排，类同朱采真的教材，用了一整编8章的篇幅。
再如，一些脱离法治原则，片面贬权力褒权利的提法应修正。[47] 《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不过，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之类提法在日语法学中只是昙花一现，因其内容含混不切实际，到20世纪初就几乎无人再讨论这类话题。权力在当代中国的制度化集中表现，是《宪法》关于国家权力、国家机构职权、权限的规定，包括：（1）《宪法》序言和总纲对于国家、国家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国家权力归属、国家性质、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和国家应遵循的其他各种原则的规定，实际上都是针对权力的规定。
